“互联网＋”是时下时髦的话题，“互联网＋环境”亦然。伴随着“互联网＋环境保护”逐渐上演，互联网＋给环境整治带来了许多创新。尽管“互联网＋”如此助力环境保护，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也面临着一定的困境。“互联网＋环境保护”，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互联网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推动环境治理的问题。
“互联网＋”不仅指互联网与现代制造业的结合，也意味着互联网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在环境保护领域当然也可以“互联网＋”，简单地说，“互联网＋环境保护”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互联网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推动环境治理的问题。
突破环境治理的技术障碍
生态危机是人违背自然规律行事的恶果。为克服生态危机，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重新认识自然的运行规律，准确认识环境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并加以控制，而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正是达此目的的有效工具和重要支撑之一。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我国一直致力于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克服生态难题。
2014年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先进技术汇编》，汇集了89项关键技术及130余项相应案例成果，涵盖电站锅炉烟气排放控制、工业锅炉及炉窑烟气排放控制、典型有毒有害工业废气净化、机动车尾气排放控制、居室及公共场所典型空气污染物净化、无组织排放源控制、大气复合污染监测模拟与决策支持、清洁生产等八个领域的关键技术。然而，在自然的高度复杂性面前，我们还并未充分认识并掌握自然规律，环保部、中科院就北京雾霾成因产生分歧就说明我国在技术方面的不足。
在《清洁空气研究计划》启动会上，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也指出，“底数不清、机理不明、技术不足”是制约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瓶颈之一。为此，国务院在2013年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加强灰霾、臭氧的形成机理、来源解析、迁移规律和监测预警等研究，为污染治理提供科学支撑。”
从最浅层的视角看，“互联网＋”首先表征的是一种以计算机科学为基础的，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智能技术在内的集群，其典型特征在于其强大且智能的计算能力和数据的分析处理能力，由此一来，大力推动“互联网＋”与环境治理的深度融合可以弥补某些技术不足的障碍。例如，在上述雾霾成因分歧的问题上，可进一步加强PM2.5云监测的大规模规划部署，通过物联网采集大气的监测数据，并对大气污染源进行云计算智能数据分析，为污染控制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撑以提高治理的科学性。
提高环境资源的使用效率
当前，环境资源使用效率低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之一。因此，提高环境资源的使用效率，成为化解人们的需要与资源限制的瓶颈之间的矛盾的现实路径。而“互联网＋”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将成为提高环境资源使用效率的“助推器”，这种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互联网＋”的智能性使我们能够掌握或预测环境资源的消耗情况，从而为管理环境资源实现最优化利用提供保障。在物流领域，我们可以使用软件改善运输网络的设计、采用中央分销网络和方便灵活的宅配服务的管理系统提高物流运营效率;在建筑领域，建筑师可以运用能源建模软件决定如何设计来影响能源的使用，施工者可以使用软件比较能源模型与真实的建筑结构以预测能源效率，居住者可以安装楼宇管理系统(BMS)使建筑的功能(照明、供暖和制冷等)实现自动化。
第二，“互联网＋”的虚拟性所引起的各行业及其产品的非物质化或去物质化特征，将导致商品和服务既定产出的情况下消耗更少的环境资源。非物质化或去物质化意味着物质消耗的减量化，用视频会议取代面对面的会议，用电子账单取代纸质账单，用电子邮件取代纸质邮件，用电子书籍取代纸质书籍，这些商品和服务的虚拟性并不会影响其原有功能的发挥，但却可以在去碳化或低碳化的形式下完成，从而带来能效的提升。
第三，“互联网＋”的共享性所引起的各行业及其产品供需方式的变革，将导致既定环境资源消耗的情况下商品和服务的最大化使用。在“互联网＋”时代，开放和共享不仅是其自身的技术特征，而且是其提倡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将改变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的观念。即从需求来看，消费者从以往无止境的对商品和服务的“占有”欲，转变为更加注重商品和服务的“使用”权。
由此，从供给来看，生产者也必须由提供数量巨大的商品和服务转向提供“使用价值”更高的商品和服务。利用“互联网＋”而在近几年悄然兴起的“共享经济”模式，正是对此的积极回应。
共享经济就是将闲置的产能，比如不常住的房屋、不常开的汽车等闲置商品和服务加以利用，直接在个体间进行交换以避免资源浪费的经济模式，而要实现这样的交换，网络或智能手机是重要的第三方平台。这种注重对商品和服务的“共享使用”而不是“占有”，能大大降低生产商品和服务所需的能源需求，从而在最大化使用中降低单位能耗。
加快环境意识的公众传播
环境保护需要有践行环境意识的生态公民，生态公民的培育反过来又需要环境意识在公众中的传播，而行之有效的传播媒介将大大加快环境意识的公众传播。有效的环境意识传播，既有赖于公众获取并体认科学的环境知识，还有赖于环境知识的快速传播和政府、企业与公众的环境互动。
互联网与教育领域和生活领域的深度融合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传播效应。
就前者而言，获取环境知识是进行环境传播的前提之一，接受传统的环境教育是公众获取环境知识的重要方式。但是，生态危机时间上的跨代性、空间上的广延性以及议题的强烈现实感，使得传统教育难以让公众体认生态学等相关知识，教学效果甚微。互联网所具备的对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的虚拟模拟正是将生态环境议题的复杂性简单化，将触不可及的生态环境变化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现给公众，尽管虚拟不等于现实，但恰恰是在虚拟中体验了真实感。
就后者而言，互联网在公众生活领域的广泛渗透，不仅通过加快环境信息或知识的传播速度来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例如，相比传统的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介，微博、微信、QQ等应用平台或自媒体的即时性、共享性、交互性的特征可以使得环境信息为公众迅速掌握并及时传播;而且还通过畅通公众的环境参与渠道来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例如，可利用上述平台对超标排放的大型企业和污水处理厂进行“微举报”，使公众随时随地参与环保，并形成政府、企业和公众良性制约的互动关系。
尽管“互联网＋”如此助力环境保护，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也面临着一定的困境。例如，承载“互联网＋”功能的电脑、通信设备、服务器等实体硬件的环境问题，如能耗水平还比较高，产品生命更替周期短产生的大量电子垃圾；再如，“互联网＋”对能效的提升可能带来的能源回弹效应问题。虽然面临诸如此类的挑战，但只要加以克服，必能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