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8亿居民使用不安全饮用水”，这一被广泛传播的“新闻点”，事实上仅仅是“中国人群环境暴露行为模式研究”报告中的一个数据而已。其之所以成为舆论的核心关注项，并不难理解：相较于模糊的语言表述，最为直观的数据显然更具传播优势，而“2.8亿”这一占到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人口数量，本身就意味着关注度；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长期以来环境信息公开上的封闭状态，这一数据也意味着一种期待已久的突破，比如备受关注的“毒土地”面积，至今仍是一个迷。
但很显然，人们对于水污染乃至整个环境状况的知情权与知情欲，显然不止于此。比如，这2.8亿人口如何分布？不安全饮用水到底有多严重？是哪些因素造成？有怎样的具体危害？这些都是比一个大数字更“接地气”的知情对象。而要给出这一类“数字背后的数字”，就必然要牵涉到时下一个传播度颇高的概念：“大数据”。
何谓“大数据”？不同的应用领域对应不同的解释。在环境监测上，我们至少以这样理解，它包括污染的严重程度、类型、交叉程度、分布区域、危害、所波及的人数等各种具体数据和基于数据之上的综合分析，从而为环境治理和环境信息公开找到一条更为便捷与高效的路径。
建立“大数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当前已处于传统环境风险与新型环境风险并存的时代，如果依然延续传统的治理模式，已经很难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治理需求。如受规划和产业布局的影响，一些传统产业所制造的环境后果正在急遽凸显，传统监测手段已面临难度；而雾霾等现代型环境风险的出现，也自然为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且新旧环境风险往往是交叉进行，比如雾霾就可能牵涉到水污染、土地污染等等。如不采用“大数据”分析，建立立体的治理框架和信息公开机制，环境危机的应对就难免力不从心和低效。
我们对于无处不在的污染和危害究竟知多少？前段时间纷争一时的雾霾危害，至今也难见权威结论，就可见其中的信息匮乏程度之严重。这之中当然有信息公开机制上的缺陷，但在立体性和现代型的环境信息监测体系建立之前，职能部门能够给出多么细致的答案，恐怕同样存疑。这种信息上的孤立、条块化，显然是环境有效治理的大敌。
可以说，无有效的“大数据”支撑，就不能使环境危害的程度被彻底的认识，也就更难兑现为有力的环境治理。于此而言，加快环境监管、监测的“大数据”步伐，以立体的方式来测量与评估环境的影响，是现代化治理的题中之义与前提条件。它的必要性还在于，任何成功的环境治理经验都表明，化解环境危机不可能仅仅依靠某个职能部门的一己之力，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体的参与同样必不可少。而只有充分的数据公开才能确保让每个人都置于可被认识的环境风险之下，也才能赢取环境治理上的最大动力和参与度。事实上，环境监测方面的“大数据”尝试已经在开启。这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著名环保人士马军领衔的环保NGO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于2006年开始先后制定了“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建立了国内首个公益性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数据库。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强调，要像“向贫困宣战”一样“向污染宣战”。而“向污染宣战”，首先需要的就是“知己知彼”的环境信息获取与公开，“大数据”正是其实现的重要手段之一。加快环境监管的“大数据”步伐，当被早日提上议事日程并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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