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4日，有环保组织发布名为《潮流·污流：纺织名城污染纪实》的调查报告指出，浙江省绍兴县和杭州市萧山区两个以纺织印染工业为主的工业园区长期向“浙江的母亲河”钱塘江排放含有多种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水。
消息一出，上述两个工业园的主管单位在第一时间否认污水处理厂的尾水有毒。尽管如此，钱塘江的水污染却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而因为牵扯企业利益、地方财政，问题的解决并不容易。
环保日记
就和鲁迅笔下的闰土一样，邵关通皮肤黝黑，冬日里常戴一顶小毡帽。以捕鱼为生的他并不识字，但妻子韦东英读过几年书，于是，有时他口述，有时她笔述，夫妻俩写下了两大本日记，跨度为2004-2007年。
保存日记的床头柜里还有厚厚一沓名片，100余张，大多是记者和非政府组织人士，其中还有来自美国、法国、日本的媒体。“他们都来采访过，可是有用吗？”
邵关通的家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南阳镇，门外几米处便有家镀锌厂，而几十米外是浙江省最早的乡镇级工业园南阳化工园，再往外不远则流淌着钱塘江。他们夫妇所写的日记里就记录了这里的污染和抗争。
“2003年阴历十二月廿九日下午：我丈夫在钱塘江边捕鱼，经过江城桥时，看到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未经处理就往内河里打。”
“2004年9月5日：邵关通9点左右捕鱼回来，江城桥下排的污水是血红血红的。”“10月6日：为了拍摄照片，我穿着高筒雨靴站在污水里，感觉很烫，有五六十摄氏度。”
“2005年元月：渔民××从五工段开拖拉机回来，路过一工段时，看到江边有一尺高的红色泡沫。”“4月24日：想起前天杭州电视台叫我29日去参加平民英雄的颁奖晚会，我就觉得自己有点窝囊，这里只要天一黑，偷排的丑恶面孔就会露出来。”
“12月31日：早上六点多，我重新进去时，污水厂已停止排放，沟里还有余热。今天是2005年的最后一天，这是送给我们“辞旧迎新”的礼物吗？”
据记录，邵关通经常披星戴月下江捕鱼，四年间，夫妻俩已数十次发现江面出现颜色、气味、温度异变的状况；韦东英会及时收集水样、拍照存档。
他们也曾数次向萧山区环保局以及举报热线反映问题，“有时，值班人员一个多小时后才赶到，污水早已停止排放；有时，他们只是看了看，说污水颜色是正常的，便离开了，但没多久，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翻白肚的鱼；还有时，环保部门确认某企业偷排，但又说自己只能处罚，没有关停的权力。”邵关通说。
翻阅这些日记，时代周报记者发现，穿插于抗污故事之间的是一个个令人忧伤的消息，比如，“2006年4月15日：我今天卖鱼时听××说，她家的二伯也被确诊为胃癌晚期。”
据韦东英介绍，2003年的调查显示，1992年南阳化工园建立后，紧邻的坞里村和赭山街村的1500多人中，先后近60人死于癌症，约占全村人口的3%，占死亡总人数的80%以上。
2008年以后，韦东英把环保日记扔进柜子里，同时也不太愿面对媒体了。“说了那么多，有什么用？工业园里的污染企业一家也没少，反而越建越多，偷漏排的情况也依旧存在。每天写这些太痛苦了！”
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05年，萧山区政府就曾承诺，在当年年底前，南阳区域所有钱塘江外排口将全部关闭。浙江省政府则表示，2007年年底之前将关停、转迁南阳化工园内的全部企业。
然而，10月8日，时代周报记者在南阳工业园看到，多数企业仍在正常运营，其中有几家还贴出了招工启事。与这里的平静不同，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邵关通家先后六次遭遇被石块恶意击破窗户的情况。
12月4日，绿色和平组织公布了其拍摄的纪录片《污水阴霾下的纺织名城》，出镜的邵关通在视频里说：“（抗污的事）我们一定要弄下去，因为，我们的子孙要在这里生活。”
游说带路党
林海（化名）说话有些冲动，做事又雷厉风行，因而常常被认为“年轻气盛”，不过，“不年轻气盛又怎么算年轻人呢？”林海反问道。
他是90后，高中毕业后便开始自掏腰包从事公益，经营着一家致力于绍兴当地环保工作的非政府组织，而他的另一重身份则是“带路党”—他曾领着不少记者、学者、非政府组织人士走访、调查了绍兴市的水污染重点区域。
事实上，从小在绍兴长大的林海酷爱自行车，而最适合飙车的地方莫过于曹娥江的江边公路。曹娥江是钱塘江汇入杭州湾之前的最后一条支流。然而，骑行几次后，林海开始发现那里的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
此后，一个组织的调查报告迅速引发热议。10月8日下午，在一场交流活动上，绍兴县的一位官员告诫林海：“对于这种把国外媒体、组织带进绍兴的行为，以后千万不要再做，否则，这对于你今后的发展不会有任何好处。”
10月9日晚，林海受绍兴县某部门领导邀请共进晚餐。席间，某部委下属报刊的一位记者也试图说服“石头”，希望他改变想法，认识到其中的问题。
而他的说辞也透露了地方政府对于上述调查的某些态度。这位记者表示：“经萧山临江污水处理厂及绍兴县滨海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污水都符合我国的国家标准。而绿色和平检测所得的6种有害物质中只有一种被列入了我国的检测范围，而且对此，浙江省有关单位已提取水样进行了检测，结论与绿色和平组织相悖。”
其实此前，杭州市萧山区环保局副局长周海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环保治理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全氟辛酸和氯苯等几种物质的检测国内没有量化标准，故而，毒水这一说法尚无科学指标依据。”
而对于偷排的问题，席间，绍兴县环保局的一位官员坦承，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他们已采取了“一套又一套”措施，“百般努力”，不仅对举报人施以重奖，甚至连侦查的手段都用上了。
尽管如此，林海依然保留自己的意见。“目前，经过处理的污水中实际上还有一些致癌物质存在，国家没有出台相应的指标要求，行业标准里也没有进一步的规定，这是需要改变的。”
“而且，环境信息应当更加公开，污水处理厂每天的进水量、出水量以及那些作为国控污染点的印染企业的污水数据，环保局必须实时发布，接受公众的监督。”林海说。
企业不堪环保压力
绿色生产，这是韦东英和林海共同的诉求。但实际上，别提更高的排污标准，仅目前的环保压力就已让印染企业叫苦连天。
据了解，印染业十分“吃水”，几乎所有环节都离不开水。比如，上色前，棉布要通过水溶液清洗，进行脱浆处理；接着，颜料要溶于水中后才能对棉布染色。
河南人老陈是浙江华东纺织印染的一名染工，该企业2008年自绍兴县柯桥镇迁入滨海工业园。老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高温条件下，棉布能“吃”进85%的颜料，剩余25%溶于水中形成污水；而在低温条件下，30%的颜料将被排放。
此外，脱浆过程也会产生污水。而综合两个方面，老陈透露，一家规模中等、效益较好的印染厂一天能够产生污水几千吨，而华东纺织印染就达到了每日8000吨。
未经过处理前，这些污水很毒。比如，今年11月，由于附近企业的排污管爆裂，新一村村民陈天雷的家养鱼一夜间大批死亡，损失达近2000斤。他至今保留了当时的污水取样，水体呈绿色。
实际上，按照现行《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GB4287-92）》的规定，1992年7月1日起立项的纺织染整工业建设项目及其建成后投产的企业，对于排入设置二级污水处理厂的城镇下水道的废水，必须执行三级标准，比如，BOD（生化需氧量）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为300mg/L；COD（化学需氧量）的上限为500mg/L；pH值的要求则为6—9，等等。
据介绍，目前，滨海工业园内已有一座占地1800亩的污水处理厂投入使用，处理能力为每日90万吨，实际处理量为70万-80万吨。为了减轻污水处理厂的压力，园区内的染整企业须先对污水进行预处理，再排往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
据绍兴伽瑞印染的生产部王主任介绍，该企业的污水处理系统2010年投入使用，整套设备加上污水池造价总共1000多万元；与此同时，预处理的过程需要消耗药剂及人工，成本为每吨污水3元，此后，污水处理厂进行再处理，收费也为每吨3元。
“企业的预处理一定要达到GB4287-92的标准，以COD为例，也就是降到500以下，否则，污水处理厂会加价收费，举个例子，COD500的污水每吨收费3块，COD600的污水可能就要4块。”王主任告诉时代周报，不同的印染企业因为工艺、原料不同，所产生污水的COD也不同，而伽瑞印染未经处理的污水中，COD含量通常会达到上千。
按照上述信息计算，撇开污水处理系统的造价及维护成本，如果某印染企业每日产生污水8000吨，那么，它每年处理污水的成本至少为1700万元。
“一个年产值才一两个亿的企业，环保成本就要2000万，这还有什么赚头？”12月10日，滨海工业园内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主对记者大倒苦水，由于今年经济不景气，外部环境又不利，企业的处境非常艰难。
然而，环保又是一条红线。据滨海工业区管委会透露，过去几年，绍兴县下苦功整治周边城镇的印染企业，关停小企业，转迁大企业，而进入工业园的都是一些初具规模的较优秀企业，其中一项硬性指标就是一定要有配套的污水处理系统。
对此，有非政府组织人士对时代周报分析称，由于预处理及深度处理的成本太高，而企业近来普通生存艰难，铤而走险偷漏排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
工业园的利与弊
其实，自古以来，绍兴以三缸（染缸、酱缸、酒缸）闻名，是一座“建在布匹上的城市”。资料显示，纺织业作为绍兴当地最大的支柱产业，占据当地工业经济总量的58.5%。而绍兴县是中国最大的纺织产业集群基地，2010年，绍兴县印染了超过170亿米的布料。
过去，绍兴县的印染企业比较零散，分布于柯桥、兰亭等地，其中不乏家庭作坊。而最近几年，这些企业陆续被关停、兼并、转迁，滨海工业园成为承接一方。该工业园于2002年6月成立，进区企业可享受用地优惠、财政扶持等政策。
与之类似，萧山临江工业园区组建于2003年3月，总规划面积160平方公里，目前已聚集了一批纺织印染、机械汽配、新型建材等类型的企业。
“过去，很多地方的居民对污染企业的意见很大，所以，县政府就专门开辟了一块远离市区的空地，把企业集中起来，加强管理。如此一来，即便有一些污染也只局限于这片区域，还给其他地方蓝天绿水。”绍兴县的一位公务员告诉时代周报。
12月9日，时代周报记者在这片工业园实地调查后发现，诸多场景触目惊心。比如，某大型化工厂的大烟囱24小时“吐云吐雾”，空气中弥漫着酸味，而它的旁边竟然种植着几百亩蔬菜，菜农正忙着收割、装货、送往市区菜场。
又比如，一些村民聚居地与印染厂区的直线距离不超过50米，被工业污水污染后的河道变黑、发臭，周边村民的生活质量大受影响。一位上小学的孩子甚至说，家中的爷爷、奶奶、二伯和外公都患上了癌症。
对此，有环保人士心有疑惑：“如果将污染源分散，由于量少，环境或许可以承载，并依靠自净能力得到恢复，但若将它们集中，这种威力足以摧毁环境，而污染是关联的，尽管工业园远离市中心，但空气污染、水污染最终仍然会对城市造成影响。”
不过，据时代周报了解，绍兴县目前正面临巨大的节能减排压力。2009年，该县的工业污水排放量高达1.86亿吨，平均每天近51万吨，占绍兴市总排放量的60%。而2011年，浙江省下达给绍兴市的总排污指标只有每天26万吨，其中还包括生活污水的排放量。
上述公务员认为，工业园模式方便政府控制整体排污量，督促企业通过产业升级减少污染。据介绍，在滨海工业园，每家企业的排污指标都有限定。目前，绍兴县已开始试水排污权交易。11月15日，该县首宗排污使用权挂牌出让，排污指标为1750吨/日工业污水排放量的COD和NH3-N，竞买起拍价805万元。
不过，在种种政策的鞭策下，企业最终将走向绿色生产，还是偷漏排呢？“环保部门应当公开环境数据，欢迎公众参与监督，对民间组织及环保人士发现的企业偷排、漏排问题予以及时、严肃的处理，同时，还要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林海如此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