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入桌面 | 手机版 | 无图版
当前位置: 首页 » 资讯 » 人物访谈 » 正文

陈吉宁:让环保部“变硬”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6-04-21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周群峰  浏览次数:4327

陈吉宁主政环保部以来,环保执法由弱势到强势的转变非常明显:“红顶环评中介”遭遇清理、市长被约谈呈常态化趋势、与公检法部门联动频繁、小南海水电站项目等多个老大难项目被叫停。

2015年11月30日,北京一辆公交车上戴着口罩的乘客。当日,中央气象台将大雾和霾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华北黄淮大部地区数天出现雾霾天气。

2015年1月,51岁的陈吉宁从清华大学校长职位上调任环保部党组书记,次月又成为环保部长。彼时,舆论对这位国务院直属机构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能否担起环保重任,多持观望态度。

3月11日,全国两会期间,在上任一年多后,陈吉宁首次向外界展示了去年环保部门的数据:对33个市开展督察;约谈了15个市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全国实施按日连续处罚715件,罚款5.69亿元,查封扣押4191件;各级环保部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9.7万余份,罚款42.5亿元,比2014年增长了34%。

陈吉宁主政环保部至今,环保执法由弱势到强势的转变明显:“红顶环评中介”遭遇清理,市长被约谈呈常态化趋势,与公检法部门联动频繁,小南海水电站项目等多个老大难项目被叫停。

4月10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去年以来,环保执法变得强势“沾了两个光”:一是去年1月出台的新《环保法》,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行政首长或因污染问题引咎辞职;二是去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规定凡是不支持环保的党委或政府就要追责。“这二者给环境保护工作撑了腰。”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系列改变的背后,与陈吉宁出任环保部部长有重要关系。将来,环保的举措或将日趋严格。

环保“变硬了”

陈吉宁主政环保部的第一年,也是“史上最严”环保法开始实施的第一年。

上任之初,他用了一句英文来讲新《环保法》。“一个好的法律,不能成为piece of paper,不是纸老虎。”

2015年3月16日,为全力贯彻落实好新《环保法》,履新不久的陈吉宁要求,对于违法特别是未批先建的企业将进行全面排查。同时加强与公检法部门联动,强化刑事责任追究,做到四个“不放过”,即不查不放过、不查清不放过、不处理不放过、不整改不放过。

在以往的现实语境中,环境执法有时显得非常尴尬。环保部门经常用来自嘲的一句话是“没有枪、没有炮,有的只是冲锋号”。但现在环保部门“腰杆子硬了许多”。

多次率队进行执法监察的郑州市环境监察支队工会主席李在龙对《中国新闻周刊》讲了一个故事:

2015年“六五”环境日当天,他带队去郑州某县去查企业,对5家企业下了约谈通知。在约定的时间,5家企业的负责人都来了,并且态度很好,当面认错、认罚,并承诺加强管理。

“以前,他们一般不会这么配合。我们在执法时会遇到很多阻力,很多时候都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甚至还有被放狗咬、扔砖头的遭遇。”李在龙说。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陈吉宁说,2015年,全国环保部门共检查企业177万家,查处各类违法企业19.1万家,责令关停取缔2万家、停产3.4万家、限期改正8.9万家。联合公安部、最高检对两起性质恶劣的案件进行了挂牌督办。全国移送行政拘留案件2079起,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1685件。

“移交公安机关这种严厉的行为,原来很少见。一方面说明新《环保法》的威力,也增强了环保人的治污决心。”李在龙说。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中国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副会长吕忠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吉宁上任后,行政变得更加主动,为了让新《环保法》顺利实施,仅各项法律法规和规范性的配套文件就出台了近百条。

另外,环保的执法逐步回归法律赋权。陈吉宁着力推进环评制度改革,将审批与监督分开。

2015年,环保部“红顶中介”的问题曾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在2015年的全国两会上,陈吉宁表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今年2月2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陈吉宁说,去年年底之前,环保部的8家环评机构已经全部脱钩。他说,不仅是环保部与环评机构要脱钩,地方各省市县环保部门的环评机构也都要脱钩。“全国各地已完成了140家环评机构脱钩,2016年还有200家类似的环评机构需要脱钩。”

陈吉宁说,这个脱钩是彻彻底底的脱钩,人员完全脱离,财务全部脱离,没有任何资产方面的联系。“这是割自己的肉,阻力很大,但是我们坚定不移。”

此外,环保部还通过改革部内司局设置,优化执法资源配置。2015年2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了环保部机构编制作部分调整,不再保留污染防治司、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设置水环境管理司、大气环境管理司、土壤环境管理司。2016年3月,这一调整落实到位。

吕忠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环保法》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机制的单一思路,建立了行政、司法并重的机制,特别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将行政与司法进行了有机衔接。

据她透露,目前,全国已经成立500多个环境保护法庭、审判庭,社会团体、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已有多起,2015年,全国法院受理了近30万件环境资源案件。

“环保钦差”驾到

2015年,约谈,无疑是环保领域的一个关键词。在网上甚至流传一句话“部长喊你谈话”。

陈吉宁一上台,便将“第一把火”烧给了地方政府。履新2个月内,“污染重灾区”河北沧州、山东临沂、河北承德、河南驻马店4个城市的政府负责人先后被约谈。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陈吉宁说,约谈地方政府负责人,是抓住了环境保护的“牛鼻子”。2015年,环保部对33个市(区)开展了综合督察,公开约谈了15个市级政府主要负责人。“我们也督促各省(区、市)对30%以上的地市级政府进行了环保督察,对31个市进行了约谈、20个市(县)实施了区域限批、176个问题挂牌督办。”

陈吉宁说,不仅环保部约谈,也要求省级环保部门约谈,还跟其他部门一起约谈。今年年初,环保部和国家林业局一起,就自然保护区问题对有关地方政府和部门进行了联合约谈。

环保约谈制度并非新鲜事。2014年5月,环保部发布《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对约谈的定义、情形、对象、内容、组织、程序等做了明确规范。

2014年,环保部对3省(区、市)和7个城市政府实施了约谈。

吕忠梅表示,约谈是一种督政行为,对责任主体以诫勉和警示为主。虽然这项措施很早以前就存在,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柔性”有余,“刚性”不足,停留于“谈”,而没有后续的跟进措施督促,因而效果不明显。

新《环保法》完善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质量责任制度,明确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的范围和方式,明确其必须接受监督的形式,并且将约谈写进了法律,从而将这一项实践措施上升成为法律制度。

在约谈形成的巨大政治与舆论双重压力下,被约谈者大多表示“压力很大”。广西百色市长周异当场立誓,“我决定自己分管环保,不信完不成任务。”山东临沂市代市长张术平则表态,“我来接受这一次约谈,心情非常沉重,我保证,不会再接受第二次约谈。”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环境政策部主任葛察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需要从两方面完善约谈制度,一是要实行不同部门、党委和政府共同约谈,不断巩固多级环保约谈机制;另一方面,建立媒体和公众共同监督的约谈模式,完善约谈后的监督机制。

在2015年环保部督察中心约谈发威后,2016年,有“环保钦差”之称的中央环保督察组横空出世。这是中国首次启动环保督察试点工作,污染大省河北成为首个被环保督察的省份。

2016年元旦刚过,河北省领导班子就迎来了环保方面的“钦差大人”。

1月4日上午,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河北,开始为期约1个月的督察工作,并公布了举报电话。省委书记赵克志、省长张庆伟均被中央环保督察组约谈。

督察组组长、副组长分别由环保部前任副部长周建和现任环保部副部长翟青担任,成员由环保部、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人员组成。

央视《新闻联播》解读称,与以往环保机构督察企业不同,新成立的中央环保督察组主要督察省级党委和政府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环境保护重大决策部署的情况,解决和处理突出环境问题,改善环境质量情况,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以及责任追究等。

2月4日,据中新社报道,截至2月2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河北省群众举报环境问题线索已办结21批2287件,其中责令立即改正306起,关停取缔161家,停产整改113家,限期整改118家,立案处罚113家,查封扣押32家;约谈34起,责任追究119人,公安机关立案侦查39起,行政拘留29人。

按照环保部多位官员的说法,中央环保督察组将在未来2年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督察一遍。

向央企和大项目“动刀子”

过往,央企或大项目鲜有被环保部门整顿的新闻。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直言,面对“两桶油”等央企的排污行为,环保部一直是敢怒而不敢查。

而从去年至今,在环保部门的相关通报中,不乏一些央企或大项目的身影。

2015年3月30日,环保部印发《关于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以“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为由,叫停了重庆金沙江小南海水电站。

《批复》称,因小南海水电站坝址位于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按照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不能开工任何项目。

资料显示,该电站已筹划二十多年,自2012年2月4日获得国家发改委同意开展前期工作以来,重庆市各方一直在积极推进其尽快开工。该项目总投资约320亿元,是重庆市的重点工程,该市原市委书记薄熙来曾一个月内四次进京协调该项目。

2015年10月20日,兰州市环保局通报称,甘肃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伪造污水监测数据,逃避环保监管,该案件移送到兰州市公安局进行处理,并对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的主管人员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2015年11月5日,在环保部公布的调查处理结果中,央企中石油四川石化有限公司被责令限期整改,同时对中石油四川公司污染物超标排放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舆论认为,环保部门去年以来敢于频频对央企及一些争议多年的大项目动刀子,除了有新《环保法》“撑腰”外,也与陈吉宁本人“空降”环保部、利益纠葛较少有关,这样才能够放得开手脚。同时,陈吉宁对治污对经济的影响也有清晰的判断。

陈吉宁说,今天仍然有一部分干部认为环保和发展是对立的,还有人认为环保是包袱,抓环保就会影响GDP,就会影响发展,存在着不能为、不想为、不敢为的问题。

“从来没有污染的产业,只有污染的企业。只有让那些污染的企业退出市场,才能给好的企业留出发展的空间,才能够避免在我们的发展中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陈吉宁说,“国际经验是这样,中国经验也是这样。”

环保部专门就环保和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组织了一场调研,调研地方涉及浙江、唐山、淄博等地,并形成了一份名为《新常态下环境保护对经济的影响分析》的报告。

2015年9月9日,该报告发布。报告称,部分环境保护措施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整体来看只是在短期内对火电、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两高一资”行业产生了遏制作用,而对现代服务业、环保产业、设备制造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明显优化了产业结构。

而一些被环保部约谈后的城市的变化,也印证了这点。临沂代市长在约谈后第5天,该市就突击对全市57家污染大户紧急停产整顿,成为全国唯一在约谈后采取停产整顿的城市,有媒体称这一举措为“休克式疗法”。

据专门研究过临沂样本的葛察忠介绍,利用环境经济核算方法计算,临沂市大气污染治理一年社会经济成本约为9.7亿元,但其环境效益大概为16.5亿元,“这充分说明,临沂市大气污染整治的环境效益大于经济成本”。

葛察忠同时强调,污染治理带来的短期经济下行很正常,尤其是在经济与环境还没有脱钩的情况下,如果经济一点都没下降,污染治理的效果也值得怀疑。

环保要打“持久战”

陈吉宁坦言,过去一年新《环保法》实施后,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包括还有相当一部分地方的党委政府及部门环境保护责任不落实,环保的压力层层衰减,越到基层责任越不清楚、责任越不落实。

另外,有些企业的环保主体责任也没有落实,企业违法问题还是屡禁不止,特别是一些地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不够详实。另外,基层环境执法能力过弱,不论是人员配备上还是装备配备上,还有很多不足,有些执法部门连辆执法车都没有。

吕忠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前,“大环保”的格局还没有真正形成,环境保护工作是环保部门工作的认识较为普遍,环保部门经常为其他人“背黑锅”。另外,目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环保法》还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被分散在行政法、经济法之中,从法律效力上看,与“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全过程”的要求不相适应。

在完善环境法律制度方面,“大气十条”和“水十条”都已出台,备受期待的“土十条”尚未出台。陈吉宁表示,2016年要出台“土十条”并全面实施,并启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继续组织实施污染土壤治理与修复试点项目,建立规范的污染场地联合监管机制。

2013年5月,中央部署由环保部牵头、多个部门参与,起草文件部署如何做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修改了50多稿。目前文稿已经基本成熟,下一步按照程序报批后就可以实施。

对于这一工作花费如此长的时间,陈吉宁解释说,一是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二是因为基础非常薄弱。“它和大气、水不一样,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现在还没有一部法律规范,相关的工作也很分散。”

此外,对于环保执法如何应对地方干预,环保部也有动作。

陈吉宁说,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以此解决地方对环境监测、监察、执法的干预,同时解决跨区域流域大尺度空间的问题。

他表示,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以块为主的环保管理体制,这个体制面临很多难以克服的问题,比如一些地方政府重发展轻环保,发展硬、环保软,有些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干预环保监测监察执法,环保责任不落实,“往往地方政府的责任成为地方环保部门的责任。”

据陈吉宁透露,目前已经有17个省(区、市)有全面试点或部分试点的意向,环保部正在抓紧编制试点指导意见。“我们大概用1年左右的时间完成试点工作,力争在2018年本届政府换届之前完成这项改革。”

常纪文表示,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意味着上面直接对下面开展监察行为,如环保部直接到地方监察,省环保厅到下一级地市监察,以及约谈、追责的力度都会加大。

常纪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垂直管理试点现在中央已经部署,但是具体落实方面还有一些分歧。主要讨论点是地方环保的抓手问题,比如区县环保局成为市环保局的派出机构了,那么区县政府环保工作的主要抓手是什么?市环保局的派出机构如何参与派出地的区县政府的综合决策等等,都是难题。

常纪文说,不同部门对垂直管理还有不同的观点,比如安监部门有人认为属地管理有用,垂直管理用处不大。他们认为,有了党政同责,没必要再搞垂直监管。“这些分歧点都需要解决好。”

常纪文说,环保执政理念的变化,与中央注重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大部署相关。“如果不是在中央统一部署下,环保部门解决自己监管领域出现的问题是很难的。”

陈吉宁说,中国的环保问题要打“持久战”。“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在战略上保持定力,着急了不行,不作为也不行,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打好持久战;在战术上,明确阶段性目标,打好攻坚战,一步一步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

 

[ 资讯搜索 ]  [ ]  [ 告诉好友 ]  [ 打印本文 ]  [ 关闭窗口 ]

 
0条 [查看全部]  相关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