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18日在京表示，今年环保部门还有200家环评机构需要脱钩，这项工作非常繁重，“坦率地讲，这是割自己的肉，阻力很大，但是我们坚定不移。”
2015年，环保部“红顶中介”的问题曾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陈吉宁曾表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在国务院新闻办18日举办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陈吉宁说，“我可以非常高兴地向记者们通报，去年年底之前环保部的8家环评机构已经全部脱钩了，跟环保部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们兑现了对社会的承诺。”
割自己的肉阻力很大
中外媒体见面会上，陈吉宁说，这个脱钩是彻彻底底的脱钩，人员完全脱离，财务全部脱离，没有任何资产方面的联系。“我们就是要在制度上来解决“红顶中介”的问题，在制度保障上避免出现一个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情况，来保障我们制度执行的公正性。”
陈吉宁介绍，全国各地已完成了140家环评机构脱钩，不仅是环保部环评机构脱钩，地方各省市县环保部门环评机构也都要脱钩。今年还有200家类似的环评机构需要脱钩，这个工作是非常繁重的，“坦率地讲，这是割自己的肉，阻力很大，但是我们坚定不移。今年会继续加强对这项工作的调度和督促，按时完成相关的脱钩任务。”
对于媒体关注的环保部执法能力不足和不守法现象普遍存在的问题，陈吉宁回应说，“环保不守法确实在中国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他分析说，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过去的环保法太软，没有什么硬的措施，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二是确实存在地方干预的问题。去年1月1日开始，我国实行新的《环境保护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解决环保执法软的问题。
陈吉宁说，《环境保护法》第六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去年，环保部对15个市级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公开约谈，效果明显。“我们不仅环保部约谈，也要求省级环保部门约谈，还跟其它部门一起约谈”，最近环保部和国家林业局一起就自然保护区问题对有关地方政府和部门进行了联合约谈。
他介绍，去年各地共对163个市开展了综合督查，对31个市进行了约谈，对20个市县实施了区域限批，对176个问题进行了挂牌督办。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政府落实责任，推动解决了一批突出环境问题。
“环保法要长牙，必须要严格执行。”陈吉宁介绍，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实施按日连续处罚715件，罚款数额达5.69亿元;实施查封扣押4191件、限产停产3106件。各级环保部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9.7万份，罚款42.5亿元，比2014年增长了34%。
对于如何应对地方干预的问题，陈吉宁说，“十三五”中央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环境制度改革——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我们叫垂管”。通过垂直管理，解决地方对环境监测、监察、执法的干预;更好地解决跨区域流域大尺度空间的问题;同时加强地方监测和执法队伍的建设。
环保应对能力还是不足
针对去年11月底到12月份，我国多地接二连三发生的重污染天气情况，陈吉宁说，有冬季供暖的问题。但“怎么样应对重污染天气，什么时候发布警报，采取什么措施，应对能力还是不足。”
他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环保部在重污染天气的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每一次重污染天气都当做一次重要的社会实验，组织专家、组织监测，去进行全方位的采样分析，来发现到底问题是什么。不是粗放地看这个问题，而是很精细地看哪些地方出现问题、什么原因，以便来制定更好的方案。
陈吉宁表示，环保部目前的研究措施基本上分成两大块：一块是今年供暖季结束前采取哪些措施;另一块是冬病夏治，“全年及今后更长一个时间怎么减少污染物排放、怎么解决散煤的问题、怎么解决超标排放的问题、怎么解决高架源的问题等等。我们出台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行动方案，希望在这个过程之中逐渐减少或者减缓重污染天气出现的频率和影响。”
陈吉宁介绍，环保部已经启动了一个“2+4”行动计划。“2”是北京、天津两个城市帮助周边四个城市：保定、廊坊、唐山、沧州。今年1月底前，所有京津冀地区的污染监测数据已实现了共享，3月15日之前，“2+4”城市要执行统一的预警响应标准。“什么时候启动红色预警、什么时候启动黄色预警，统一标准。”
陈吉宁表示，严格机动车监管，加大抽检的力度，组织开展大气的专项检查，打掉一批违法排污和不能够限期达标排放的小企业。他透露，在北京，环保部正在与北京市共同细化具体任务，2018年底前基本淘汰国二及以下的新型客车，2020年前基本淘汰国三的柴油车。今年还要修订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道路可以实时监测的方法。
对于媒体所关心的大气污染长期治理问题，陈吉宁表示，修订重污染天气的应急预案，包括统一预警分级标准，抓好重点城市的污染控制，强化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包括实行错峰生产、季节性、差异化的排污收费等。
环境问题是阶段性问题
陈吉宁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也确实积累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是人类发展中面临的共同挑战，不是中国独有的。”陈吉宁说，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等现代化过程之中，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它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发展，首先要在发展中解决好环境问题，这样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陈吉宁说，“我国现在还在发展的爬坡过程之中，工业化还在加速进行，城镇化还在加速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污染物新增量仍然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污染物排放降下来，难度恐怕是其他国家没有遇到过的。”
针对外界有关中国治理环境污染的努力够不够的疑问，陈吉宁举例说，中国COD和二氧化硫2007年出现拐点时人均GDP为2460美金，氨氮和氮氧化物2012年出现拐点时人均GDP为6076美元。“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美国二氧化硫峰值出现在1974年，人均GDP在7242美元;氮氧化物峰值出现在1994年，人均GDP将近2.8万美金。大家可以看，我国出现拐点比发达国家要早很多。”
陈吉宁同时承认，中国的环境与老百姓的要求和期盼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今天的环境问题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环境污染严重、环境风险高，生态损失大。”2015年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65个城市不达标，平均超标天数比例达23.3%。水污染方面，劣Ⅴ类水体在减少，但是城市黑臭水体、一些支流污染、湖泊富营养化等问题依然很严重，确实还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环境形势。
陈吉宁表示，中国“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在战略上保持定力，着急了不行，不作为也不行，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打好持久战;在战术上，明确阶段性目标，打好攻坚战，一步一步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也是一个开放的过程。”陈吉宁特别针对外方媒体说，中国在环境方面开展了很多国际合作，通过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引进国际先进技术来加快解决问题，“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对整个人类是有帮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