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7日，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时任校长陈吉宁做了题为“选择与坚持”的演讲，这个题目正好暗示了他随后的际遇。一天之后，中组部副部长王尔乘到环保部宣布，陈吉宁出任中共环保部党组书记。一个月之后，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他正式成为环保部新任部长。
彼时，外界对他充满了期待。一位他曾经的同学说，“陈是一位勇挑重担、改革创新的部长，真正的环保新常态、新模式值得期待。”
一年之后，回顾陈吉宁履职环保部长后的经历，从“两会”记者会上第一次公开亮相喊出了“环保部所属8个环评机构全部脱钩”的承诺，如今已悉数兑现，到天津爆炸事件发生后，陈吉宁亲临一线，头戴防毒面具指导废水处理处置，再到环保部在一年之内约谈了15个城市的主要负责人，让市长们“脸红流汗”；加之刚刚过去的1月4日，约谈对象又升级为省级党委和政府，中央环保督察组正式进驻河北，陈吉宁任职一年来的工作表现与外界对他的期待基本一致。
虽然，年中发生的“临沂事件”将陈吉宁架在了“环保拖累GDP”的风口浪尖上，但是环保部却用《“临沂样本”的全逻辑》《“临沂之争”真相调查》等文章将其转化成了倒逼了污染行业加快转型步伐，优化了产业结构，改善了大气质量的典型。
然而仅凭借陈吉宁和环保部一年的勤奋工作，并不足以扭转已经长达数十年的中国环境治理难题。这个冬天，屡屡触及“红色警戒”的雾霾依旧是陈吉宁难以卸掉的心头之重。
环境治理非一日之功。陈吉宁只能够将他所选择的“环保新常态”坚持下去。
大刀阔斧“砍”环评
熟练的英文，略带一点点东北口音，刚开始稍显紧张，随后逐渐放松自信，这是2015年3月7日陈吉宁履新后在两会新闻中心记者会上第一次公开亮相留给大家的印象。与公开印象同时留在人们心间的还有陈吉宁“环保部所属事业单位的8个环评机构今年率先全部从环保部脱离”的承诺。一年后，陈吉宁兑现承诺。
为什么把第一把火烧向环评？因为审批制已使得环评沦为了建设项目的“买路条、敲门砖”。
“正是因为陈部长作为清华校长曾经主导过著名的圆明园环评项目，所以他对其中的问题很清楚。”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表示，“他在一旁已经观察了很多年，所以很多理念、思路和政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想起来的。”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聂永丰是陈吉宁的老学长，在他看来，陈不仅仅是一位学者，行政能力也很强。他的专业——环境系统工程本来就会涉及到方方面面，不只是强调某一个局部和环节，这也让他形成了从全局考虑问题的习惯。
不过，环评改革也带来一些负面作用，那就是审批取消后造成的执法空白。对此，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告诉《华夏时报》，陈吉宁已经提出了构建以排污许可证制度为统领的污染防治监管制度体系，实施精细化环境管理的核心思路与方法。
“目前环保部相关部门正在设计制定基于环境质量改善的新型排污许可证制度框架，重新设计的排污许可证制度将成为未来环境监管的核心抓手。”彭应登说。
推动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是陈吉宁的另一个目标。
刚刚出任环保部长的第三天，陈吉宁就召开了媒体座谈会，听取新闻界对当前环境形势、环境宣传工作及如何加强互动合作的意见和建议。一位参加了这次座谈会的记者表示，部长刚刚履新，第一个会就是媒体见面会，听取大家意见，姿态不错。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也发现，信息公开工作逐渐出现了变化。广东、山西两个这方面的“后进”省今年都新上线了排污数据的实时公开平台，虽然有点数据还在填充，并不完善，但“看到了进展”。
2015 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环保部还开通了“12369”环保微信举报平台。截至当年9月，该平台已经接到6千余条举报信息，同年7月，环保部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草案）》。马军表示，在该办法制定过程中，环保部政策研究中心也与他们这些NGO进行了沟通，请他们提出建议。
岁末年初，华北地区发生一轮重污染天气，北京由于没有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遭到了舆论的质疑。12月6日，陈吉宁在主持环保部应急应对工作会议时撂下狠话，称对应急预案启动不及时、应对工作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追究责任。随后的12月8日，北京市就首次启动了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
“对于广大公众的热盼，陈吉宁还是抱着正面、积极的回应态度，首次提出了要按空气质量预报结果上限确定预警级别做好应急响应，也就是按最不利的污染趋势考虑预警的启动，体现了优先保护公众健康的价值取向。”彭应登表示。
他表示，陈吉宁上任以后，提出并实行了“强势环保”、“人民环保”、“智慧环保”三大理念，其中第二条“人民环保”就是通过信息公开，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发动公众、NGO等举报污染信息，从而解决环境问题。
强势环保
2015年对于陈吉宁来说有进步也有挑战，而长期以来，执法不严一直是环保工作的最大顽疾。
在写给《中国环境监察》杂志的创刊致辞中，陈吉宁表示，“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彭应登也表示，环保部三大新施政理念的第一条就是“强势环保”，要提高环保的地位，借助新环保法的东风，勇于执法。
这其中，约谈无疑是最大的“杀手锏”。2015年以来，环保部已经约谈了长春、沧州等15个城市的政府主要负责人。既然触动了利益，必定不会一帆风顺。去年 6月末，一场关于临沂治污的争论不期而至。有媒体报道，山东临沂因为被环保部约谈，突击对全市57家污染大户实施紧急停产整顿，导致6万人失业。
面对这一情况，环保部强力反击，在媒体上先后发表了《“临沂样本”的全逻辑》《“临沂之争”真相调查》等多篇文章，调查结果显示，1-5月临沂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0.9亿元，增长12.8%，增幅列全省第二位，全市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态势。不仅改善了大气环境质量，同时倒逼污染行业加快转型步伐，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
经历了“临沂事件”之后，环保部并未停下约谈的脚步，反而将约谈对象由市长升级为省委书记和省长。今年1月4日，被称为环保“钦差”的中央环保督察组首次亮相，第一站就进驻河北，使得督察的规格由“环保部”升格为“中央”。
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告诉《华夏时报》记者，这给出了一个很好的方向，未来，环保部应该是像审计署、中纪委那样，统一监管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具体的治理工作则交给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去做，谁生产谁负责治理。
“今年是中国环境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11月9日，陈吉宁在国合会2015年年会上如是说。此时，距离他在清华教导学子们“选择与坚持”已经过去了10个月。以时间长短来看似乎非常短暂，但以经历事件的复杂程度来衡量，又好像已经过去了许久。
